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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八點健聞
作者:王晨
導讀 擅在市場和政策的空隙中野蠻生長的醫藥代表們,面對兩票制和“4+7”藥品帶量采購政策,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。300萬醫代群體的生計受到沖擊。
第一次見李霄(化名)是在他開的一個藥店里。這家藥店對面就是一家三甲醫院——在大醫院附近,這樣的藥店很多,仿佛繞著恒星轉的行星。
他的藥房有點不一樣,買藥的人少,放藥的櫥窗里也空空蕩蕩。柜子里的藥,美羅華、多吉美和萬珂等,讓大部分普通人感到陌生——即使了解之后,這輩子也不想用到——這是腫瘤患者的救命藥。
電子屏幕上“人血白蛋白到貨”的字樣,更像是隔離普通人的屏障。
仿佛看到了別人的疑惑。他指著空空的柜子,語氣反倒有些驕傲:“不做國產藥,只做新特藥,都是進口的,不走醫院。”說這句話的時候,他開始像人們印象中的大城市,顯示出那么一點優越感。
藥店老板,是李霄的新身份。
他的上一份職業,是醫藥代表。醫院管他們叫“藥販子”,他有時也這么自稱。
過去20年的職業生涯里,李霄經歷過本土藥廠的爆發期;親身體驗過藥價管制、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政策、兩票制等重大政策對行業造成的影響。
他曾和一些醫院醫生、政府官員,在飯桌上稱兄道弟,也曾因利益沖突而身陷囹圄。和許多醫藥代表同行一樣,他像生命力旺盛的野草,在市場和政策的空隙中伺機生長。
他體驗過財富的迅速積累,最高峰時,年賺500萬,見證過很多同行賺夠了錢早早買房移民;也見過了財富如沙土般散去,許多建藥廠的“藥販子”,生意越來越難做,早期賺的錢都砸在手里。
2012年的一次“意外”,讓他最終下決心退出醫藥代表行業,只做不進醫院、只賺進銷差價的“新特藥生意” 。
現在,他的凈利潤只有原來的1/5——而過去,平均年利潤在100多萬元。
“錢賺少了,人反而輕松了。”他說。過去二十年,仿佛他唯一的收獲是看透世間因果往復、能量守恒。
那次的意外,成為今天的“慶幸”。在兩票制及“4+7”帶量采購政策出臺后,他的前同行們——300萬醫代群體受到沖擊。優時比等大型醫藥企業宣布,撤銷醫藥代表崗位。據一些資深醫藥代表估計,逾半數醫藥代表都人心浮動,開始轉行或者考慮新的出路。
李霄的故事,也許能讓我們一瞥過去20年中國醫藥市場發展歷程,思考這個特殊職業的沉浮。
市場經濟初期:醫藥配送集團居大
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,20多歲的李霄大學畢業后進了一家醫藥集團工作。
按照慣例,所有剛畢業的大學生進入集團都要先到藥品倉庫學習至少半年,都要接受老工人“藥品是特殊商品,質量是重中之重”的嚴格培訓,了解藥品的專業知識后,再分配到其它部門。李霄在倉庫工作了整整四年,從藥品入廠審核到檢驗和出庫等各個崗位都做過一遍。
四年后,他覺得自己該鍛煉一下其它的能力,在倉庫表現不錯的他,被調到了最熱門的部門——市場部。
該醫藥集團的主營業務是醫藥配送,即藥企或者代理商把已經準備進醫院的藥放在集團,集團抽取大約4個點數,再配送至全國各地的醫院。李霄負責的是總部以外的市場,他開始和南方兩個大省的醫院藥劑科主任們打交道。
他回憶,在計劃經濟時代,藥品短缺,集團的藥品當年在全國是最齊全的。尤其在新特藥領域,外省的醫院急需從這里拿到新特藥。
那時在和醫院的交往中,他多少有點“甲方”的感覺。所謂的“做市場”,也只是在藥品采購量上談一談。他和醫院的藥劑科主任交往時,雙方是一種平等的關系,彼此請客吃飯也是禮尚往來。
90年代末:醫藥代表收入為王
外部環境在悄然變化。90年代末,各地開辦了大量藥廠。那時尚無民營醫院和社會藥房,藥品銷售的渠道只有公立醫院。
公立醫院逐漸成為藥品銷售的甲方,一個中國特有的“醫藥代表”新群體開始出現——它不同于80年代外國藥企進軍中國時的醫藥代表,外企的“醫藥代表”是行業金領,大多擁有相關專業的高學歷,所做的工作極其高大上:向醫院介紹藥品療效,為醫生舉辦一些學術會議等。而中國本土藥企的醫藥代表,唯一的目標是通過各種方式讓醫生給病人開自己代理的藥品。
在醫藥集團轉做市場兩年后,30歲的李霄業績突出,年紀輕輕已成為兩省的市場負責人。每年團隊的任務總是超額完成,一般是兩到三千萬,他每年的工資加獎金有7-8萬元——在90年代末,這個工資比他的公務員父母還高,他很滿足。
許多藥廠和代理商的藥在李霄就職的醫藥集團配送,李霄和一些代理商也比較熟悉。2000年,在和相熟的幾個藥廠代理商吃飯時,一個人說:“李霄,你干的累死,一年還不到10萬,干脆自己出來做,自己代理一個藥也比現在強。”李霄一口回絕:“我們一年做兩三千萬元的市場,收入只有七八萬,一個藥的市場最多一百萬元,那能賺到什么錢!”話音剛落,席間爆發出哄堂大笑。
李霄覺得奇怪。那場飯局后,他開始仔細研究這個行業的“門道”。讓他吃驚的是,自己引以為傲的藥品配送環節,是利潤最低的一環。原來,配送企業的利潤只占藥品零售價的4%-6%,而藥品代理商的利潤(含醫生回扣)卻高達40%-50%。
他在酒席上看不上的“只有100萬元市場的藥”,醫藥代表的純利潤至少可以拿到25%,即代理這種藥的醫藥代表,一年的收入就有25萬元,是他總收入的3倍多!
這個信息像一道鴻溝,把他和過去的生活分割開來。
長久以來,充盈在他內心深處的對工作和生活的滿足感一下子消失殆盡。國企的工作、對藥品質量的專業素養和豐富的人脈關系,這些以往讓他感覺良好的因素,開始不能帶給他價值感,他感覺自己像一個放錯了位置的棋子。
2001年,李霄辭職。正逢國企改制前夕,他的提前辭職使他損失了16萬元的員工離職補償金。但僅僅一年之后,這筆錢就被賺了回來。
對離開工作多年的企業,他沒有遺憾和留戀。唯一棘手的,是說服他固守傳統價值觀的父母,他們始終無法理解為什么兒子把好端端的鐵飯碗扔掉。
李霄意識到他內心的空白,源于傳統價值觀和時代產生的巨大錯位。而他的父母和前工作單位,自身亦在錯位之中,已無力給他指點方向。
新世紀初期:醫代與醫生的利益共同體
進入市場做醫藥代表之后,李霄開始重新處理人生經驗,以適應體制外的世界。“以前對競爭沒有感覺。一出去做藥品代理,才發現怎么一個克林霉素就有這么多的生產廠家?”
李霄的第一桶金,就是來自于“這么多廠家都在生產”的阿奇霉素。它是一種常用藥,治療上呼吸道感染和尿道感染,效果不錯。走量、進銷差價大的藥,是藥品代理商的首選。
十幾家藥企生產的阿奇霉素中標,一個醫院只能進兩家。這時,李霄和各地醫院藥劑科主任的關系網,派上了用場。
他先在浙江省的一個地級市找到了當地一個廠家,這家藥企生產的一盒阿奇霉素的出廠價是4元多,在市里招標采購的中標價格是五十元左右,最終進入醫院的售價是中標價格加國家規定的15%藥品加成,接近六十元。
他熟悉的醫院藥劑科主任,幫助他的藥進入醫院。醫院在推薦病人用藥時,提一句:“輝瑞的阿奇霉素80多塊錢一盒,這里有同樣療效的國產藥,還不到60塊。”病人自然會選擇后者。
△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當年在浙江一家地市級城市的三甲醫院,阿奇霉素一個月的用量是兩到三千盒,在15萬元的進銷差價里,給醫生的回扣大約是10%到15%。
李霄回憶,剛開始的時候,幾乎沒有醫生要回扣,都是醫藥代表主動給。“那么高的利潤,不給醫生又能給誰呢?”
利益,像一個巨大的磁力場,把一個個不同角色的人吸引進來——在國企按部就班生活的李霄,在公立醫院的醫生,他們原本在各自的圈子內生活,卻被一步步被拉進一個利益共同體中。
醫藥代表的水平參差不齊,衡量他們唯一的標準是拉關系的能力。有的“能量大”的醫藥代表,能將自己手中代理的藥進入醫保。李霄回憶,有一款治療癌癥的輔助用藥,是中成藥,竟然進了南方某經濟大省的醫保目錄。這種藥,在腫瘤醫院,一個月的銷量就有七八百盒。做這款藥的藥代,賺得盤滿缽滿,“在醫院門口開了兩個飯館”。
2001年開始實行的藥品集中招標制度,對醫藥代表和醫院形同虛設。招標價格居高不下,當中既有行政管理部門的左右為難,怕藥價一下砍到底,醫院完全喪失動力;也有官員受不住誘惑被藥企和醫藥代表拖下水的;更有政策本身的缺陷:2006年發改委將15%的藥品加成制度寫進了文件,反倒誘使醫院選擇中標價格高的藥品。
暴利時期:與腐敗官員的利益共同體
李霄和他的同行,過了幾年好日子。
同類產品,每一個品牌只進兩家醫院,大家都有錢賺,彼此互有默契,沒人想要壟斷市場,也沒人有能力壟斷。他們在藥品集中招標投標時,甚至會默契地共同談好一個最低價,成為價格攻守同盟,這種行為,被稱為“串標”。
李霄記得在2006年,他代理三種藥,頭孢替安、克林霉素和舒巴坦頭孢派同。那一年的凈利潤就有近500萬,是他過去工資的70倍。當然,他遠不是這個行業“最成功的人士”。
最成功的藥代,是有門道與某些腐敗官員形成利益共同體的藥代。
同樣在2006年前后,國家藥監局大權獨攬,藥品批文審批一度淪落為可以找關系買。李霄的一些大膽的同行,開始涉入藥品生產上游。比如,他們從國家藥監局申請了一個“某索拉唑”的腸胃藥批文,在湖北省找了一個廠家委托代工。出廠成本只有兩元的藥,在醫院的售價可以高達100元。
盡管“暴富”故事很多,但李霄覺得這錢賺的并不開心。為了將藥品進醫院,醫藥代表很多時候要犧牲自己的尊嚴,有的醫藥代表甚至要幫醫生開車、處理家事。一些之前從不主動開口要回扣的醫生,也逐漸被越來越多的醫藥代表訓練地懂了“行情”。“羅紅霉素給20%了,你們還給15%”?
那幾年,是國家的藥價管制政策出臺最密集的時刻,但醫藥代表們卻總能從措辭極其嚴厲的政策文件中,在現實中找到破解之道。
“比如說,有些藥被政府砍價,砍到沒利潤了,就不做了。藥企和醫藥代表們去藥監局搞個批文,換一下藥品成分,申請新的仿制藥,定個高價,再來。”——這是那些年,藥企和醫藥代表們聯合某些官員,和政策博弈的套路。
每年,政府相關部門都會采取法律手段,以商業賄賂的名義抓捕一些醫生和醫藥代表。反腐運動,亦轟轟烈烈。但每次風聲過去后,以往的模式故態復萌。醫生辦公室外,醒目的“嚴禁醫藥代表入內”的牌子,仿佛只是給群眾看的一個擺設,該進去的人,仍在進出;該發生的事,還是在發生。
只要公立醫院銷售藥品的機制不變,只要藥品做為利潤而不是成本的角色不變,管制都不能起效——這不僅是醫藥代表的共識,也幾乎成為醫改專家們的共識。
但2007年之后,李霄明顯感覺到日子不好過了。市場的激烈競爭,是比政府的藥價管制,殺傷力更大的事情。
市場上同一類型的藥品,至少有幾十個廠家生產。李霄代理的藥品落標率越來越大,即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進了醫院,藥品之間的競爭依舊激烈。給醫生的回扣,由最早期的10%-15%,漲到了25%以上。
數目越來越大的回扣,給實際操作帶來了麻煩。他說,在藥品代理行業,“洗錢”是關鍵。藥品從出廠到進入醫院,有時需要四到五個代理商。有的代理商只賺取差價,最后負責將藥品銷售到醫院的代理商,則需要把錢“洗”出來,以回扣的方式返還給醫生。
退出行業:為了被尊重的感覺
對這樣的生活,他感到越來越厭煩。
厭煩與不安的感覺,即使在他賺錢最容易的日子里,也不時閃現。他有時會懷念當初在國企時,那種賺錢不多,但有“甲方”感覺的日子。
這種不安全的感覺,普遍存在于他所在的行業。一邊是越來越收緊的國家政策,一邊是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,許多醫藥代表的心態都是再狠賺最后一筆,然后金盆洗手,移民。很少有人幻想未來。
2012年,李霄卷入了一場歷時七個月的法律糾紛中,當調查結束時,該追討的債務拿不回來,他的財產狀況,一夜退回到十年前。
他徹底放棄了原來傳統藥品代理的生意,一心一意地做起了新特藥藥房。
李霄一直對新特藥“情有獨鐘”。這和他早期的從業經歷有關,他難忘在醫藥集團時,醫院求他留一點新特藥的感覺——那種被尊重、被需要的感覺,在根本上,是“新特藥”的獨特價值帶來的。
由于各地醫院重視“藥占比”的限制,一些動輒上萬、非常昂貴的腫瘤藥,進不了醫院藥房。這類藥往往有特效,被特定人群所需,而病人又不知從何處購買。早期在醫藥集團的經歷,讓李霄認識一些新特藥生產廠家,他們大多是外企,允許李霄“開戶”,進他們的藥。因此,李霄成立了一個專賣新特藥的藥房。
雖然這類藥的利潤有限,而且總的藥量不大,賺的錢不多。但這個選擇,讓他心安。
兩項新政影響300萬醫藥代表生計
轉行七年來,他不時地,還會與以前的醫藥代表朋友聯絡,業內的故事也多少知道一些。每次與老朋友見面時,都聽到他們將一句話掛在嘴上:“真不知道哪一天這行就做不成了。”
隨著時間的推移,他的前同行們發現,以往他們總是能找到破解之法的行政管制,在今年,卻產生了他們預料不到的阻力。
最直接影響他們的生存的是近兩年推出的兩個政策。一個是2017年在全國推行的兩票制,另一個是今年新成立的國家醫保局推行的《4+7藥品帶量采購》政策。
兩票制,即原來一個藥品從出廠到患者手中,中間需要多個代理商,每經過一個代理商,就有一張發票。但現在只允許兩個環節,一是藥廠出廠時的一票,二是配送到醫院配送的一票。政策出臺的本意,是為了減少藥品的流通環節,把藥價降下來。
但實際上,因為藥品進入醫院銷售的模式沒有改,廠家仍會通過把進貨價做高的方式,把流通環節中的費用預留出來。“洗錢”,原本是代理商做的事情,在兩票制實施后,轉移到藥企。這對之前僅以現款現貨結賬的藥企,產生了巨大的壓力——一下子“洗”數額巨大的錢,不僅財務處理能力跟不上,而且也面臨稅務部門合規性檢查的質疑。今年,許多代理商提前預支了給醫生回扣的費用,卻以“發票不合規”等名義壓在藥廠出不來,一些代理商不堪承受資金壓力,一下子垮了,有的就此退出行業。
11月份,新成立的國家醫保局主導的“4+7城市帶量采購”,這場本質上依舊是行政主導的政策,結果令人吃驚:參與招標的藥品中標價平均降幅52%,最高降幅達96%。巨大的降幅,令醫藥代表們始料未及,如果政策繼續執行,這意味著急劇縮小的藥品進銷差價,很可能未來會把醫藥代表的利潤空間擠掉。
越來越多的前同行開始轉型,李霄被一些老朋友認為“有先見之明”。
未來醫藥代表會走向何方?已過不惑之年的李霄,很難給出一個絕對的判斷。他能確定的是,他個人不會再踏入同一條河流。